狄超英《中华民国邮票发行档案资料汇编》出版发行

新邮快讯 nopaio.com 2020.04.21

  世邮网讯:李国庆主编《首都邮学》第三期特刊狄超英重磅力作《中华民国邮票发行档案资料汇编》2020年4月出品发行。

查档为了啥?付出为哪般?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副会长 刘佳维

  按说,一个有过教师、军人身份的退休老人,靠工资养老生活,并且又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不仅物质生活很充实,精神也有慰藉,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可以安度晚年啦!

  可我认识的这位兄长,他并不满足安逸、舒适没有目标和追求的退休生活。仅为“查档”这一件事儿来说,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让人不可想象。而且所做所为并不是在职公干,非做不可。更让人不解的是为查阅档案,所需差旅的住宿、车票,都是自掏腰包,其花费的精力、财力、时间真是可想而知。为查阅档案,他到过分布十几个省的档案馆,其中北京、南京等重点档案馆,他跑过不知多少次;查阅的档案多达几百上千卷(宗),看过的历史图片不下几千幅;浏览、摘抄、复印的文字数以万计。他的行为,既使是从事档案专业人士,对他既有敬佩之心,也有不解之意。而他要完成查档这一件事,确乐此不疲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个人就是本文要介绍的主人翁狄超英先生。

  起初,笔者从《集邮》杂志主编刘劲那里获悉,狄先生从1987年起,先后参与四届全国运动会 、两届亚洲运动会、两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项目计算机成绩处理的工作;从2004年到2013年,帮助《集邮》杂志编辑部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就先后出版了4个年度的不同版本;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邮资票品目录》先后也编写过4个版本。除此,以本人冠名编著的《新中国邮资封片简目录》也出版发行过2个年度版本。

  就是这样一个人,当我与狄先生相识接触后,好像遇到一坛深藏多年的老酒,越品越觉得“久香”,真有相识恨晚的感觉。早的上世纪90年代初,人民邮电出版社编著《中华民国邮票目录》时,我曾配合责编王力军、龙玲玲做过一点工作,由此编委中也有我的名字。可时至如今这本《目录》已再版修订过多次,而相识狄先生后才知,他为再版编著《中华民国邮票目录》和《中华民国邮票发行档案资料汇编》出版发行,前期仅是查档这一项工作就干了六、七年。这对不了解内情的人,怎能理解为其编好一本书,有多少像狄先生有所做有所为的人呢!

  正因如此,我对狄先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更有敬重之心。他是从2005年在刘劲的推崇下,接受编写《中华民国邮票目录》这一新的任务。他一干又是历经六年,在诸多老集邮家的支持和帮助下,他独自归纳整理完成了编写工作,在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时《中华民国邮票目录》得以出版发行。在这本书出版之前,狄先生仅去南京档案馆就四、五次,所查到档案资料中的成果都编入了新版的《中华民国邮票目录》上。无论从邮政专业需要,还是集邮爱好者的追求,不管哪个时期的《邮票目录》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书之一。目录编写的好与坏,同样是映现这个国家综合力以及相关专业水准。既使是集邮家对某一段历史的研究或取得的成果,其前题都是离不开《目录》这样的工具书和参考依据的。而狄先生正是怀着“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信念,对从前编写的《目录》中或多或少存在的问题或错误,本着“正本清源、以史为鉴、还真有责”的想法,随着深入的挖掘、研究、整理将许多历史与新发现的成果都补充或称填补到新的目录中。至于修改补充,填补了多少空白,交谈中狄先生如数家珍,兴奋不已。而正是他的这种执著,自觉、自愿发挥能量和余热,不仅打动了笔者,更是对事业的一种贡献。而狄先生自己对这件事看的很淡,既没有份内、份外之分,也没有在职工作还是退休下岗之别,他认为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是自己退休后,找到对集邮爱好回报的一种方式,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新定位

  笔者正是与狄先生的交流中,又找到“闪光点”,或者说找到了本文的主题。恰如有好奇心的人愿意看重自己的努力,会产生研究事物的冲动或称挖掘根源的兴趣,同时也是改变一成不变生活的新动力。从这一点来说,狄先生的“查档”行为是值得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最大感受是开阔了眼界,进一步了解了自清代以来中国现代邮政的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了解了中国邮票发展的历史,了解了中国邮政资费发展的历史。查档案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编好《中华民国邮票目录》,把查档的资料留给后人,使后人不要再走重复查档之路。这是何等境界和胸怀?笔者折服像狄先生这样“一根筯”、“一条道跑到底的人”。其实做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这样的人。脚踏实地、求真务实、执着进取、不求名利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正能量,而狄先生的作为是具体的体现。因此,笔者找到答案并写感言为序,仅此作为学习笔记之。

2020.3.12于宅中初稿

《中华民国邮票发行档案资料汇编》前言

狄超英

  1911年10月10日,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举行了著名的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皇权的统治,建立起了共和体制的国家,这是二十世纪初叶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一次民主革命,由于1911年是中国纪元的辛亥年,这次革命也就被称为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建立。中华民国自成立开始,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为止,历时38年,中华民国邮政(简称中华邮政)发行了普通邮票、纪念邮票、特种邮票、附捐邮票、欠资邮票、航空邮票、快信邮票、包裹印纸、军邮邮票等九大种类邮票。这九大种类民国邮票,中华邮政的执行机构,也就是交通部邮政总局对于所发行的邮票90%以上都有发行文件。《中华民国邮票发行档案资料汇编》(简称《汇编》)一书,就是根据交通部邮政总局的发行文件,对每一套邮票的发行文件进行了系统的查找、收集和整理,汇编成册,供集邮家、邮政工作者、集邮爱好者们参考。

  交通部邮政总局有关邮票的发行文件,分年代、分时期主要收录在以下十类发行文件中,他们是通令文件、指令文件、通谕文件、总办通饬文件、通饬文件、常字通令文件、通代电文件、通电文件(也称为电令证张)、训令文件和通令汇编文件等,下面分别简单介绍一下这十类发行文件。

  通令文件是交通部邮政总局在清政府总邮政司颁布的邮政通令文件基础上继续使用下发的通令文件格式和序号。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西历1897年11月9日)颁布的第1号邮政通令文件开始,至宣统三年十月初一日(西历1911年11月21日)颁布的第278号邮政通令文件为止,其颁发了278个通令文件,这些文件为清政府总邮政司下发的邮政通令文件。中华民国交通部邮政总局的通令文件编号是从第279号(西历1912年2月13日)开始,到第820号(西历1945年3月13日)截止,其颁发了542个命令文件,二者加起来共计820个文件。日期从1897年11月9日至1945年3月13日。通令文件使用的时间共计四十八年。在所有的通令文件中,第1号至第577号通令文件是使用英文编写下发的,从1928年开始,通令文件使用中文发布,即从578号通令文件开始使用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编写下发的。在通令第279号至708号之间,部份通令文件与通谕文件重合,在内容上较为相同,除中英文外,发文日期及许多中文文件的个别字不同外,并总体一致,只不过早期通令是用英文编写,而通谕是用中文编写的。故在通令文件下发时,在通令文件编号的下方,把具有相同内容的通谕文件编号编列出来。

  指令文件是交通部邮政总局在清政府总邮政司颁布的邮政指令文件的基础上继续沿用下发的命令文件格式和序号。从光绪三十一年腊月十九日(西历1906年1月13日)颁布的第1号邮政指令文件开始,至宣统三年九月廿一日(西历1911年12月23日)颁布的第121号邮政指令文件为止,清代总邮政司共颁发了121个邮政指令文件。中华民国交通部邮政总局的指令文件编号是从第122号(西历1912年1月10日)开始,到第301号(西历1928年7月26日)截止,其颁发了180个指令文件,二者共计301个指令文件。日期从1906年1月13日至1928年7月26日。指令文件使用的时间共计二十二年。在指令文件第164号至301号之间,绝大部份指令文件的内容与通谕文件的内容重合,只是指令文件是英文编写的,通谕是用中文编写的。故在指令文件下发时,在指令文件的下方,提示有通谕文件存在。在所有的指令文件中,第1号至第301号指令文件全部是用英文编写下发的。

  通谕文件是交通部邮政总局在清政府总邮政司颁布的通谕文件基础上继续沿用下发的命令文件格式和序号。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二日(西历1908年9月7日)颁布的第1号通谕文件开始,至宣统三年十月十五日(西历1911年12月5日)颁布的第5号通谕文件为止,为清政府总邮政司下文的通谕文件,共为5个文件。中华民国交通部邮政总局的通谕文件编号是从第6号(西历1912年2月28日)开始,为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的第一个通谕文件,到第384号(西历1935年5月31日)截止,中华民国交通部邮政总局下发的的通谕文件为379个,加上清代下发的5个通谕文件,共计下发了384个通谕文件。日期从1908年9月7日至1935年5月31日。通谕文件使用的时间共计二十七年。通谕文件全部是由中文编写,也可以这样说:通谕文件是通令文件和指令文件的中文翻译文件。通谕文件自第99号文件开始,通谕文件的发文形式进行了改变,一是下发各邮局人员的通谕文件,一是下发各邮寄代办人的通谕文件。下发各邮寄代办人的通谕文件单独从第99号开始编列顺序号,直到第205号截止,共计107个文件。日期从1917年11月7日至1927年5月21日。下发各邮局人员的通谕文件中包括了下发各邮寄代办人的通谕文件。

  总办通饬文件是交通部邮政总局在1916年3月31日开始编列的一个发行文件的命令格式。邮政总局总办通饬编号是从第1号开始,到第2111号截止,共计2111个总办通饬文件。日期从1916年3月31日至1928年6月11日。总办通饬文件使用了十二年时间。总办通饬第1号至第2111号通饬文件全部是使用英文编写下发,所以总办通饬文件在后续下发的通饬命令文件中也称为洋文通饬文件。由于我国参加了国际邮政联盟,成为了国际邮政联盟的成员国,交通部邮政总局与国际邮政联盟之间建立了联系,对于国际邮政联盟发往我国的文件,再由邮政总局下发到各邮务管理局,在邮政总局总办通饬文件中可以查找到。

  通饬文件是交通部邮政总局在1928年5月10日重新编列的一个发行文件的命令格式。邮政总局通饬编号是从第1号开始,到第1584号截止,第1585号以后所编号的文件继续使用常字通令文件来编列。通饬文件共计1584个文件。日期从1928年5月10日至1935年6月18日。邮政总局通饬文件共使用了七年时间。通饬文件第1号至第180号是使用英文编写,从181号开始是使用中文和英文编写。邮政总局除了下发通饬文件外,还下发了密通饬文件,一些机密要密内容的文件,通过密通饬文件来完成。密通饬文件编号从第1号开始,到第39号截止,密通饬文件的发文日期从1934年10月16日到1935年6月18日。第40号以后所编号的机密文件继续使用常字密通令文件来编列。由于我国参加了国际邮政联盟,成为了国际邮政联盟的成员国,交通部邮政总局与国际邮政联盟之间建立了联系,对于国际邮政联盟发往我国的邮政方面的文件,再由邮政总局下发到各邮务管理局,邮政总局使用联邮出版物专号的通饬命令形式下发文件,文件从第1号开始,到第535号截止,发文日期也从1924年1月14日到1935年6月20日。

  常字通令文件实际上原文是交通部邮政总局通令常字第×××号,故称为常字通令文件,这也是有别于以前发行的交通部邮政总局通令文件。邮政总局常字通令是在邮政总局通饬命令文件之后,邮政总局常字通令文件的编号延续了邮政总局通饬文件的编号,邮政总局通饬文件的编号是第1号至第1584号,常字通令文件的编号是从第1585号开始记录,根据整理的常字通令文件资料,最后一个常字通令的编号是第2575号。共计991个文件。日期从1935年6月20日至1945年5月9日,常字通令文件使用了十年时间。邮政总局除了下发常字通令文件外,还下发了常字密通令文件,一些机密要密文件的发文是通过常字密通令文件来完成。常字密通令文件的编号延续了密通饬文件的编号,从第40号开始,到第125号截止,常字密通令文件的发文日期从1935年6月22日到1943年11月22日。

  通代电文件是邮政总局在1928年7月7日开始重新编列一个发行文件的命令格式。通代电文件是利用电报的形式进行下发的命令文件,原先是作为通令文件与通饬文件下发后的一些补充文件。后来发展成为利用电报的快捷迅速下发一些紧急文件。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大片领土,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相继失陷,邮政总局撤离到昆明,后又转移到重庆,各省之间的省际道路遭到破坏,交通严重受阻,邮政命令发文通道变得迟缓,通代电就成为了发给后方各区邮政管理局最好的最有效的发文形式,以使命令尽快上传下发。先以电报方式发至后方各区邮政管理局及办事处,再发通代电文件加以确认。通代电的编号是从第1号开始,直到第3660号截止。共计3660个文件。发文日期从1928年7月7日至1945年6月16日。通代电文件使用时间长达十七年之久。对于通代电文件中的机密文件,1941年之前,是随着通代电的文件的顺序一起下发,编号混合编在一起,1941年之后,单独另编列序号下发密通代电文件。密通代电文件从第1号开始编起,到第217号截止,共计217个文件。密通代电文件的发文日期从1941年4月28日到1945年6月7日。1949年8月底以后,邮政总局在台湾也继续下发通代电文件,有关内容后面加以介绍。

  通电文件是交通部邮政总局在1941年5月15日重新开始编列一个发行文件。在1941年之前也有交通部邮政总局下发的通电文件,只是档案馆中的档案已经大部份遗失,无法找到找全,先只介绍1941年以后下发的通电文件。通电文件是利用电报的形式进行下发的文件,原先也是作为通令文件下发后的一些应急补充文件。通电的编号是从第1号开始,直到第344号截止。共计344个文件。日期从1941年5月15日至1949年1月26日。使用时间长达八年之久。对于通电中的机密文件,是随着通电的文件的编号依序下发。通电文件的内容包括关于邮票发行的文件,国内和国际邮件资费调整的文件,国内和国际航空邮件资费调整的文件,国内和国际包裹邮件资费调整的文件,还包括员工薪津发放的文件,员工生活待遇的文件,战时补助费发放的文件,以及物价调整的文件等等。在通电文件使用的八年时间里,通电文件的名称发生了一些变化,变化如下:第1号至第169号为通电,用英文来表述,英文名称为“D.G. Circular Telegram”,从第170号开始至第344号,文件名称改为:“交通部邮政总局电令证张”,通电和密通电混合在一起进行编排。1949年1月,交通部邮政总局一部分搬迁到上海,电令证张也重新进行编号,文件带有(沪)字,编号从第1号开始,一直到第58号,发文日期为1949年1月28日开始,直至1949年5月21日。在1949年1月间,交通部邮政总局一部分机关随民国政府迁移到广州,电令证张在此又重新进行编号,文件带有(穗)字,编号从第1号开始,一直到第11号(注:以后可能还会有文件笔者只收集到第11号),发文日期为1949年2月26日开始,直至1949年7月26日。

  训令文件是邮政总局在1945年6月16日开始重新编列一个发行文件的命令格式。训令下发主要是分两种形式,一种训令文件是发文到本局直辖各机关,编号是从第1号开始,直到第1830号截止,在第1831号文件开始,后续使用通令汇编文件的编号形式来编列。训令文件共计1830个文件。日期从1945年6月16日至1948年6月9日,令本局直辖各机关的训令使用近三年时间。另外一种训令文件是发文到各区邮政管理局,是从1948年3月12日开始,编号也是从第1号开始,直到第378号截止。共计378个训令文件。日期从1948年3月12日至1949年5月19日,令各区邮政管理局的训令使用时间是一年零两个月。1949年1月,交通部邮政总局先后搬迁到上海和广州,交通部邮政总局的训令也重新进行了编号,搬迁到上海的训令文件中带有(沪)字,编号从第1号开始,第5号(注:以后可能还会有文件笔者只收集到第5号)截止,发文日期为1949年1月18日开始,直至1949年1月28日,共5个文件。迁移到广州的训令文件中带有(穗)字,编号从第1号开始,第67号截止,发文日期为1949年5月22日开始,直至1949年8月17日。从第68号开始至81号为在台湾发行的训令文件。邮政总局除了发文训令文件外,还下发了密训令文件。密训令文件从第1号开始编起,到第208号截止,密训令文件的发文日期从1945年6月19日到1949年1月26日。

  通令汇编文件实际上原文是交通部邮政总局通令×字第×××号,有关邮票发行的内容,均是用“供”字表示,也称为供字通令文件。它是以交通部邮政总局通令汇编的形式下发到各区邮政管理局,所以也称为交通部邮政总局通令汇编文件。邮政总局通令汇编中的通令编号延续了邮政总局训令的编号,是继续衔接在邮政总局训令之后编列下发的,邮政总局的训令编号截止到第1830号,通令汇编文件中的编号是从第1831号开始编起,根据整理的通令汇编文件资料,最后一个通令汇编文件的编号是第2205号。共计375个文件。日期从1948年6月16日至1949年5月19日,通令汇编文件使用时间近十一个月。

  在交通部邮政总局的档案资料中,这十类命令文件,基本上构建了邮政总局的档案框架,但是除了这十类命令文件外,还有邮政总局下发的通函、代电、半公通函、快邮代电等一些辅助性的命令文件,还有邮政总局给各区邮政管理局分别下发的命令文件,还有邮政总局所属的行政处、室、办事处也下发了带有编号的一些文件,如供应处、监察处、会计处、人事处(室)、联邮处、驻沪办事处等,这些文件的数量也是非常多的。这些文件也是混杂在那十类文件中,给查档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往往查找一份有价值的档案资料,要翻遍大量的案卷资料,如果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完整并且按照编号顺序整齐排列的文件,那在整理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就会容易一些,如果排列混乱,编号也是颠三倒四,加上邮政总局的文件和各邮区邮政管理局的文件混合放在一起,查找起来就非常困难,翻看一本案卷就需要半天的时间,查找档案资料,如果说是大海中捞针,一点都不为过。

  我的查档工作是从2005年开始,为了编好《中华民国邮票目录》,最先去的档案馆就是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我利用到南京参与第十届全国运动会计算机成绩处理工作的契机,提前半年就到南京第十届全国运动会组委会去报到,在工作不太忙的时候就抽出时间,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有关邮票发行的档案资料。刚开始进入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档根本摸不到门,也不知道怎么来查档案,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才知道先查抽屉卡片的信息,记住档案的编号,然后让工作人员给你调档,纸质档案送来后,自己再进行翻看查找。那时候,也没有笔记本电脑,打开一个卷宗,翻看里边是否有关于邮票发行的档案资料,对于不是太清楚的档案文件就采取用笔抄录的办法,比较清楚的档案文件就采取复印下来的办法,那时候调档和复印都要收费,调一份档案卷宗是2元,复印一张A4纸是2元。在2011年《中华民国邮票目录》出版之前,我先后去过南京四次,多则一个月,少则两个星期,每次都到第二历史档案馆去查档案,收获还是挺大的。包括调档和复印的费用,花了近千元,复印了许多的档案资料,为我编写《中华民国邮票目录》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编完《中华民国邮票目录》后,我深感到,目录中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还有许多错误无法更正,在档案中还有许多民国邮票发行的档案资料没有查到,所以就下决心一定要系统地把档案资料查找完全。在2013年编完《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之后,就开始走上了系统查找档案之路。我采取的方法是把每一类命令文件的编号、文件名称、发文日期逐条都抄录下来,再从中找出有关邮票发行的档案资料。这也许是一个较为笨的方法,但是也是最实用的办法。这种方法,可以没有遗漏地把邮票发行的档案资料找到,最后再把找到的每份邮票发行的档案资料用笔记本电脑抄录下来,这样的查档工作一查就是六七年时间,不要说查档中遇到的困难数不胜数,就说一路上吃住行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就能够让人打退堂鼓,坐飞机在机场等待乘机,由于华东地区空中管制一等就是八九个小时,白天的航班变成了夜航班机,下了飞机打出租都不知道去哪里停,只好等待天亮之后再寻找旅馆和档案馆,在天津南开大学宾馆住宿,由于我不同意除了住宿费和钥匙押金外,还要再交保证金,被南开大学的宾馆服务员百般刁难,住南开大学的宾馆由于钥匙打不开锁,穿着裤衩背心被关在门外一等就是三四个小时等等,这里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了才能体会到。我先后去过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山西省档案馆、张家口市档案馆等近十一家档案馆。档案馆现在都在做档案电子化的工作,对于邮政方面的档案,有的档案馆已经做完,做得就比较好,有的档案馆正在做,有的档案馆做完了档案电子化的工作,做得却很差。对于邮政方面的档案,没有做完档案电子化的档案馆,就采取开放的态度,让查档人员能够查看原文件,这个做法就非常好。有的档案馆已经做完了档案电子化的工作,但是在电脑上看非常不清晰,查档者提出查看原文件,百般拒绝。这怎么来体现为查档者服务?去过这十几家档案馆,每家档案馆的档案开放程度及接待水平真是参差不齐,许多档案馆对中国公民凭身份证就可以查民国时期的邮政档案,但是有一家地区级档案馆必须要开出介绍信才能接待,我打电话让单位开出介绍信,传真给档案馆后,折腾了近两个小时,最后告诉我,这个档案馆没有你要查找的相关方面的档案资料。还有一次,我到一家省级档案馆,工作人员正在组织学习,一听我要查档案,告诉我他们学习完了才接待,我就等待了半个小时,利用等待的时间我就先查卷宗目录,列出了卷宗编号后,工作人员也学习完,到里边查找档案,两手空空的出来,告诉我:档案里面有英文一律不开放。还有一家省级档案馆,去了之后告诉我,民国档案一律不开放,让我白白跑了一趟。遇到这些事情找谁说理去,只好自己回到北京。

  近五六年的时间,我几乎每年都抽出半年时间在外面查档案,与各个省级档案馆及工作人员打交道,他们见我是一个近70岁的老人,非常关心我,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来查邮政方面的档案,我告诉他们我是一名教数学的老师,由于喜爱集邮,编写过民国邮票目录,发现邮票目录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才来查档案。虽然已经退休,我不是为哪家单位来查档案,而是自费来查档案,吃住都是自己解决,使得档案馆的工作人员都觉得不能理解,而且不可思议。一个退休十年的人,不好好在家过好退休的生活,或者出国旅游,或者去外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好好珍惜这十几年的退休时光,却在外面查档案,我讲我是编写邮票目录的,如果不搞清楚邮票目录存在的问题,我会心里不安,心情也不舒畅。在查档期间,我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档案馆,而且是最后一个离开档案馆,我非常珍惜查档的时间,我的查档精神也深深感动着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他们都说,到他们档案馆查档的人很多,我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个查档这么执着的人。星期六和星期日,档案馆不开门,我就利用这两天时间去图书馆查找一些档案资料,我在南京市图书馆的四楼,查到了伪满洲国邮政方面的档案资料,这是我在南京市图书馆查到的档案资料中最大的一个收获,还查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的台湾地区各类邮件资费表,这些宝贵的档案资料,为我下一步修改《中华民国邮票目录》中的错误提供了非常有用的第一手资料。

  我为什么会到福建省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去查交通部邮政总局的档案资料,这是因为1949年5月南京和上海相继解放,交通部邮政总局搬迁到广州,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已经无法查到1949年5月以后的交通部邮政总局的档案资料,就如同1949年1月天津和北京相继解放,天津市和北京市档案馆就已经没有了1949年1月以后交通部邮政总局的档案资料了。我去了福建省档案馆,查看了档案馆的档案目录,那里保留下来了1949年5月至8月邮政总局的档案资料,才知道交通部邮政总局搬迁到广州后,还在继续下发各项邮政事务的命令文件,命令文件有(穗)训令(第1号至第67号)(1949年5月22日至1949年8月17日),(穗)通函(第1号至第21号)(1949年5月21日至1949年8月10日)和(穗)电令证张(第1号至第11号)(1949年5月至1949年7月26日)。我上个月又去了重庆市档案馆,对1949年5月以后交通部邮政总局发行的命令文件做了进一步查找,除了上述提到的(穗)训令、(穗)通函及(穗)电令证张外,还发现存有(台)通代电(第1号至第18号)(1949年9月1日至1949年11月26日),(台)训令(第68号至第81号)(1949年8月30日至1949年11月23日),(台)通函(第33号)(1949年10月26日),惟一没有查到的就是电令证张。我去年到广州市的广东省档案馆查找1949年5月以后交通部邮政总局发行的命令文件,但是非常遗憾,没有查到任何有关交通部邮政总局方面的档案资料,分析原因可能是交通部邮政总局把这一时期的档案全部撤往台湾,没有任何资料档案留存下来。
在查档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档案的整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整理得好,查档人员查档就很方便,整理不好,查档就很困难。一个是原始档案的整理,一个是档案电子化后的再进一步整理,原始档案如果整理得好,电子化后的档案也应该很好。原始档案如果整理得不好,档案电子化的整理就需要费一番周折,电子化后的档案不仅仅是把原始档案扫描到电脑上那么简单,而且是要经过二次加工再整理。如果是按文件的类别进行整理,例如:通令文件、通饬文件、训令文件等,就应该把文件按照编号的顺序,按照发文日期的顺序进行整理,这样一目了然很容易让查档利用者清楚知道,档案里有什么文件,没有什么文件,按照邮政总局的下发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应该是全部带顺序编号的文件都应该存在,只是不知道放在哪一个卷宗里,如果找到了再放回到所属的案卷里,目的就是为今后的利用者带来方便;如果是按文件的内容进行整理,例如:国内邮政资费文件及资费表、国外邮政资费文件及资费表、邮政员工的培训选拔及考试、邮政员工薪津待遇及补助等,就应该把邮政总局文件及各省级邮政管理局文件分开进行整理。有些档案文件是有附件的,但是在档案电子化后就没有发现附件,而是不知道附件又放在哪一个案卷中,不能把附件单独拿出来放在一起,附件应该附在命令文件之后。例如:邮资表应该随着邮资调整的命令文件,而不应该把它们分开。再有就是在档案中,伪华北、伪蒙疆、伪国民政府及伪广东邮政管理局等伪政权的邮政档案应该和中华邮政的档案分开,分卷分别标注,中华邮政的档案和伪政权的档案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如同中华邮政发行的邮票被承认,能够参展,而伪政权发行的邮票不被承认,而且不能参展是一样的道理。不要把中华邮政的档案前面也加了一个“伪”字,就很容易和伪政权的档案混淆,以使不知道及不清楚抗战历史的后人再去查档引起的错误理解。

  《汇编》一书的档案资料不是在某一省市级的档案馆查到的,而是走访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等五六家档案馆里才查到的,也不是一两年的时间就能找到并抄录下来的,算起来应该从2005年到今年是十四年的时间,可见整理《汇编》一书是非常不容易。这还没有真正地算找完找全,许多邮票的发行档案还没有查到,或者是整套邮票中的某一枚或多枚没有查到,这些邮票是什么原因没有档案文件,还是隐藏在某一份文件中没有被发现,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至於是哪些邮票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可以与2012版《中华民国邮票目录》进行核对比较,就能发现还有许多邮票没有查到档案资料。再有就是在编写《中华民国邮票目录》时,笔者错误地把“孙中山像金圆重庆加盖改值银元基数邮票”及“孙中山像金圆广州加盖改值银元基数邮票”两套邮票放入了“地方加盖改值邮票”一章中,经过去重庆市档案馆查档,才知道这两套邮票应该属于中华邮政发行的邮票,查到了交通部邮政总局在1949年8月17日以供通管字第六十六号训令发文发行这两套邮票。通过与《汇编》一书核对比较,可以发现《中华民国邮票目录》中还有许多邮票发行日期上存在着不少的错误,有些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有些是编写《中华民国邮票目录》时产生的,在此诚恳向广大集邮爱好者致歉。

  《汇编》一书还有许多中华邮政发行的邮票的发行文件没有查到,还有许多地方加盖改值邮票《汇编》中没有涉及到,对于没有查到的发行文件,有待以后查到后再加以补充,汇编成书再出版发行。《汇编》一书出版后,还会发现有一些档案文件遗漏和错误,欢迎广大的读者见到后,诚恳地指出来,在此深表感谢。

  《汇编》一书能够出版,还要特别要感谢的几个人:一是国家档案局的李明华局长,李局长为我查档案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才使查档案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二是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刘佳维副会长,为我这本《汇编》一书,题写了序言;三是李国庆先生,利用《首都邮学》这个平台,帮助我能够把《汇编》一书介绍给广大集邮爱好者,把我辛苦十几年的心血能够付诸实现。再有就是非常感谢我去查档的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等几家省市级档案馆,在查找档案的过程中他们给予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我的谢意及敬意。

2019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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