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强秦大汉：秦始汉兴 丝绸之路 汉字演变

第三节 汉字演变

图D114-D117：中国文字源流4枚/台专148/1979.1.17/（D33）

图D114为“殷甲骨文”，图案为一龟甲及所刻甲骨文文字局部，甲骨文是殷代在龟甲或兽骨上所刻的文字，其记载多属当时王公问卜的卜辞，亦有少数记事，1899年于今河南安阳小屯的殷墟旧址首次被发现，为目前所见的中国最早文字，已成为研究中国文字最珍贵的资料。

D115为“春秋金文”，图案为猎季鼎及其局部拓片，金文亦称钟鼎文，为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从殷周出土的钟鼎款识，依时代先后，可以窥见字体的演变，殷代器文极其简单，一器一字或数字而已，且多配有象形物，西周初期及前期彝器款识笔画锋锐，气魄雄伟，后期则疏密平衡，雍容典雅，是大篆的雏型，至春秋战国，则大多体长画细，亦有小篆的风格。

D116为“西汉小篆”，图案为禽适将军印及其印文，小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兼并天下时所制定的标准字体，中国文字至此时始称统一，至汉代篆书，又自出新裁，篆意时有变化，小篆特点为曲线圆写，结构严谨，笔画均匀，遒丽庄重，在中国文字学及书法艺术上影响极大。

D117为“东汉隶书”，图案为熹平石经及其局部拓片，隶书是中国字体的一大改革，是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把篆书圆转的笔画变成方折，在结构上，把象形笔画化，使文字更加简洁实用。汉隶字体宽扁，波磔呈露，为学书者的范本，因而汉代的石刻经，则为存世古物中的瑰宝。

图D118-D121：文房四宝4枚/台专409/2000.1.12/（D34）

图D118为“明嘉靖彩漆云龙笔”，以髹黑漆为地，以彩漆和金银饰一升一降两色云龙，金龙为纯金打成金箔之后镶嵌，用刻刀刻出头尾鳞发，再以彩漆描绘，笔腔和笔帽的插口镶金扣环，金光灿灿，富丽华贵，笔管上方金漆涂地黑漆楷书“大明嘉靖年制”款识，从笔的形制图案和题鉴等分析，当是皇宫中的御用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D119为“明隆庆龙香御墨”，明供御物，径二寸、厚四分，正面是楷书的“龙香御墨”四字，绘着两条金龙和龙珠，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墨可分为四类，一是御墨，供内府皇室所用；二是贡墨，是封疆大吏进贡之品；三是私家定制墨品，如汪近圣所制“惜如金”每斤售价高达四十五两纹银；四是市售墨品。

图D120为“宋蔡襄澄心堂帖”，上书：“澄心堂纸一幅，阔狭、厚薄、坚实皆类此，乃佳。工者不愿为，又恐不能为之。试与厚直，莫得之见其楮细，似可作也。便人只求百幅。癸卯重阳日，襄书。”蔡襄写这封信札，就是为了委托他人代为制作、或是搜寻纸中名品“澄心堂”纸，精致的纸质和庄重的书法相映成辉、清丽动人。

图D121为“宋哥窑青磁蟾蜍砚”，哥窑是以宋处州龙泉人章氏兄弟善治瓷得名，当时别其名曰哥窑，胎坚、性细、体重、多断纹，隐裂如鱼子，也有大小碎块纹，釉以米色、豆绿两种为多，其釉极润纯粹，历千年莹泽如新。

图D122-D125：文房四宝4枚/2006-23/（D35）

图D122为“笔”，画面选用了四支毛笔，有明代“雕漆紫檀木管提笔”、清代乾隆年间“彩漆描金管鬓毫抓笔”、湖笔和宣笔。采用四支竖着排列，三支笔头朝下，一支朝上，笔头有聚有散，形态各不相同，背景为浅色的熏炉、竹笛和各种字体的“笔”字。笔，古称“聿”，“聿”是会意字，是一手握笔管之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加一个竹头，称作“笔”，今简化为“笔”。毛笔以浙江湖州的湖笔最为著名，被称为“笔中珍品”，亦被誉为“笔中之冠”，湖笔产地在浙江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相传为秦代大将蒙恬所创，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因善琏旧属湖州府，故名“湖笔”。选料讲究，工艺精细，品种繁多。

图D123为“墨”，画面选用了清代“程丽仲压胜钱墨”和明代“吴叔大九风雏墨”，一方一圆，古朴典雅，背景为浅色的花架、水杯和各种字体的“墨”字。商代以前的墨，大都是天然的；西周开始出现了人工制墨，古籍记载说，有个叫邢夷的人开始制作松烟墨；到清代出现了曹素功、胡开文等四大制墨名家。在众多的墨中，徽墨质地最佳，被誉为墨中珍品，徽墨产于安徽徽州府歙州，相传南唐时期的制墨名手李超、李庭圭父子原是河北人，因避乱南迁，以制墨为生，“徽墨”从此诞生。李氏以后，徽墨被人们时代相传下来，千百年来，它在墨坛上，一直独占魁首。徽墨是以松烟、桐油烟、漆烟、胶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具有色泽黑润、坚而有光、入纸不晕、舔笔不胶、经久不褪、馨香浓郁、防蛀耐用等特点。

图D124为“纸”，画面选用了清代乾隆年间“仿金粟笺藏经纸”、“十竹斋诗笺”和“天工开物”，采用一开一合的仿古书，半开的古铜色的纸展现出一种岁月的沧桑，背景为浅色的花瓶、金钱龟和各种字体的“纸”字。宣纸因产于宣州府（今安徽泾县）而得名，以青檀树皮为主要原料，纸质洁白，纹理细密，柔软轻飘，光泽如玉，墨韵清晰，搓折无损，不易蛀蚀，经久不变，被誉为“纸寿千年，墨润万年”，最宜题诗作画，深得我国不少书画名家的推崇。郭沫若曾赞美：“宣纸，是中国人所发明的艺术创造，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离了它，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

图D125为“砚”，画面选用了明代“宝刀荷香端砚”和清代“双凤纹抄手端砚”，一各方形和一个椭圆形，色彩一深一浅，各有特色，背景为浅色的花架、花瓶和各种字体的“砚”字。端砚最为著名，居四大名砚之首，产于广东肇庆市（古称端州），故称“端砚”，已有1350多年的历史。宋代，端砚的采制进入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在砚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端州之石为水成岩，端砚以石质坚实、润滑、细腻、娇嫩而驰名于世。用端砚研墨不滞，发墨快，研出之墨汁细滑，书写流畅不损毫，字迹颜色经久不变。它形制端庄，纹饰简洁。好的端砚，无论是酷暑，或是严冬，用手按其砚心，砚心湛蓝墨绿，水气久久不干，古人有“哈气研墨”之说。

图D126-D130：中国书法5枚/澳/2000/（D36）

澳门回归中国后很快发行“中国书法”邮票一套，体现澳门的中国文化价值观。邮票构图直白简单，四枚分别以“中”、“国”、“书”、“法”四字为主图，背景为相应的篆书、隶书、楷书等。

图D131-D135：中国书法5枚/台专141/1978/（D37）

图D131为“晋王羲之行书”，图案选自《快雪时晴帖》纸本，原件横14.8厘米，纵23厘米，墨迹内容：“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王羲之，字逸少，东晋书法家，今山东临沂人，后定居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书法，当时就闻名天下，后世更尊之为书圣。《快雪时晴帖》共全文4行，28字，是作为一封信札写就的，其内容是作者在大雪初晴时以愉快心情对亲朋友人的问候，其中或行或楷，或流而止，或止而流，富有独特的节奏韵律，其笔法圆劲古雅，无一笔掉以轻心，无一字不表现出意致的悠闲逸豫，即使偶尔重心忽左忽右，全局依然匀整安稳，不失平衡的美感，被誉为“二十八骊珠”。

图D132为“唐褚遂良楷书”，图案选自《倪宽传赞》，纸本，原件纵24.6厘米，横170.1厘米，墨迹内容：“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臣褚遂良书。”褚遂良，字登善，唐朝政治家、书法家，今浙江杭州人，其书法外柔内刚，苍润秀雅，为“初唐四家”之一。

图D133为“明文征明隶书”，图案选自《跋范庵书石湖诗》，纸本，原件纵15.7厘米，横15.8厘米，墨迹内容：“予吁范庵先生行书为近时海内弟一此非区区私言也”。文征明，明代文学家，书画家，今江苏吴县人，官至翰林待诏，文征明诗文书画并佳，书法温润秀劲，稳重老成，为“明四家”之一。

图D134为“唐怀素草书”，图案选自《自叙帖》，纸本，原件纵28.3厘米，横75.5厘米，墨迹内容：“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皆辞旨激切。理识玄奥”。怀素，字藏真，唐代僧人，书法家，今湖南长沙人，俗姓钱，自幼事佛，为玄奘三藏门人。怀素好草书，书法运笔纵横，神采动荡，奇纵变化，超迈前古。

图D135为“宋常杓篆书”，图案选自《宋人词》，绢本，原件纵24.5厘米，横11.1厘米，墨迹内容：“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俱非今是。露未”。常杓，宋人，生平不详，其书法清秀俊美，古韵浓浓。

图D136-D137：篆书2枚/2003-3/（D38）

篆书起源于西周末年，东周时在秦国一带流行，至秦始皇时达到鼎盛，汉代开始衰退，这三个时期的篆书风格有较大差异，东周时的篆书称为大篆，秦始皇时称为小篆，汉代的称为汉篆。大篆是小篆的对称，狭义专指籀文，广义指甲骨文、金文、籀文和春秋战国时通行于六国的文字，存世有铸造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的毛公鼎上的铭文。小篆也叫秦篆，秦代通行的文字，是在籀文的基础上发展形成，字体匀圆齐整，较大篆简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纳李斯的意见，推行统一文字的政策，以小篆为正字，淘汰通行于其它地区的异体字，对汉字的规范起了很大作用。存世有《琅琊台刻石》和《泰山刻石》残石。

图D136为“西周毛公鼎”，画面篆体文字选取自铸造于西周晚期宣王时期（公元前828年—公元前802年）的毛公鼎上的铭文。毛公鼎1850年于陕西宝鸡岐山县京当乡董家村出土，系青铜铸造，腹部内壁上铸有32行497字铭文，是周初太史所作的诰命，为传世青铜器铭文中字数最多的作品（见第一章图52说明），铭文字体属于大篆，其书法风格浑厚，瘦劲流畅，气度轩昂井然，笔力沉雄，凝重而不失典雅，布局妥帖，充满了理性色彩，为金文精品。

图D137为“秦泰山刻石”，画面篆体文字选取自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巡泰山，由丞相李斯用小篆书写的为始皇功德铭石刻。“泰山刻石”系泰山现存最早的石刻，碑石四面刻字，其余三面为始皇功德铭，共144字；一面为秦二世胡亥于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东巡时加刻的诏书和从臣姓名，共78字，刻石四面广狭不等， 刻字22行，每行12字，全文222字，两刻辞均为李斯所书，原石立于泰岳之顶玉女池，后历经变迁，现移至山东泰安岱庙东御座大殿露台前西侧。“泰山刻”石名闻遐迩，历代前来棰拓者太多，所以早在宋代，原石就被棰拓致残，后又复遭大劫，残石散落，现仅存秦二世诏书10个残字，即“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又称“泰山十字”。其中“臣去疾臣请矣臣”7字完整，“斯昧死”3字残缺。“泰山刻石”的书法历代被奉为小篆圭臬，是在大篆（金文）和籀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其结构特点是直接继承了石鼓文的特征，比石鼓文更加简化和方整，字呈长方形，线条圆润流畅，疏密匀称，用笔沉着凝重，笔画有劲厚实，给人以端庄肃穆的感觉。唐张怀称颂李斯的小篆是：“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绝”。

图D138-D141：隶书4枚/2004-28/（D39）

隶书始于秦，盛于西汉，鼎盛于东汉后期，名源于东汉。卫桓《四体书势》载：“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与篆书相比，形状改长方为扁平，书写方便，书法技巧也丰富得多。西汉隶书之点萌如儿童用笔，后渐次进步，执笔正直，起笔、止笔、波磔等，亦能逆笔突进，或捩，或押，或浮；东汉隶书用笔的技巧，比篆书圆转的线要复杂丰富得多。隶书的结构打破了六书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的效率，标志着汉字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东汉盛行立碑刻石，有歌功颂德，有记载祭祀，有记述死者生前事迹，有传播经典书籍。这些有的刻在碑碣上，有的刻在崖壁上，有的刻在建筑物上，流传至今的碑刻约有一二百种，因而书法史上称为汉碑，根据隶书风格的典型性及在书法史上的影响和知名度，“乙瑛碑”、“张迁碑”、“曹全碑”、“石门颂”是隶书成熟时期的名作，有的书法史着称之为“汉碑四大名作”。

图D138为“东汉乙瑛碑”，全称“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高约2.6米，宽1.28米，厚0.24米，无额。碑文18行，每行40字，司徒吴雄、司空赵戒记前鲁相乙瑛上书请于孔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执掌礼器庙祀之事，此碑结体方整，谨严中有跌宕顿挫之致，是汉隶成熟时期的典型作品。全碑字字方正，骨肉匀适，笔划规矩而极有法度，筋力丰足，雁尾呈方形挑出结字、用笔方圆结合，凝炼俊逸，有一种雄浑古朴的意度。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立，原在山东兖州仙源县，现藏于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东庑，其书法端庄典雅，浑厚流美，堪称东汉“庙堂书法”的典范，也是今人学习隶书最受推崇的范本之一。

图D139为“东汉张迁碑”，全称“汉故城长荡阴令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高3.17米，宽1.07米，碑文15行，行42字，碑主张迁，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人，曾任城（今河南洛阳市西北）长，迁荡阴（今河南汤阴县）令，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二月，韦萌等吏为追念其功德，刊石立表纪之。书体端庄、典雅，笔致刚劲挺拔、凝炼，运用大、小、长、短、扁、方、粗、细的笔划差异，互相参用，富于变化，明初出土，先置于东平州学，建国初移置县政府院内，1965年迁至泰安岱庙，现置天贶殿东廊历代碑刻展室。其书法造型古朴奇崛，气韵高古雄强，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有大匠之风。

图D140为“东汉曹全碑”，全称“合阳令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碑石黑明如涂油脂，光可鉴人，竖方形，高273厘米，宽95厘米，碑文20行，每行45字，记载东汉末年曹全镇压黄巾起义事件，也反映了当时农民军的声势和合阳县民郭家起义等情况，为研究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史的历史资料。字形多取横势，间有长、方结体，横向开张流畅，纵向含蓄稳健，从而使结构显得雍容大度、飘逸多姿，结体之舒展、用笔之放纵、意态之醇美，体现了书家于动荡中求稳定，于自由中见奔放的艺术匠心和创作自信，使作品秀美中存豪气。明万历初年在陕西合阳县萃里村出土，清康熙壬子（公元1672年）后断裂缺字，1956年移存西安的陕西省博物馆。其书法用笔轻巧，笔划灵动飘逸，为汉碑灵巧秀美的代表。

图D141为“东汉石门颂”，为我国著名汉刻之一，与略阳“郙阁颂”、甘肃成县“西狭颂”并称为“汉三颂”。东汉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汉中太守王升为顺帝初年的司隶校尉杨孟所撰“故司隶校尉楗尉杨君颂”，刻在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之石门隧道西壁之上，通高261厘米，宽205厘米，碑文22行，满行31字，共655字。书法古拙自然，富于变化，每笔起处以毫端逆锋，含蓄蕴籍，中间运行遒缓，肃穆敦厚，收笔复以回锋，圆劲流畅。通篇字势挥洒自如，奇趣逸宕，素有“隶中草书”之称。1967年因此地修建大型水库，从崖壁上将它完整地切割下来，1971年移入汉中市博物馆。其书法风格卓然，笔势简约，时而内敛，时而奔放，有山林高士之气，世人推为汉隶“野逸派”代表。

图D142-D147：楷书6枚/2007-30/（D40）

楷书也叫正楷、真书、正书，从隶书逐渐演变而来，更趋简化，字形由扁改方，笔划中简省了汉隶的波势，《辞海》解释说它“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今，长盛不衰。楷书的产生，紧扣汉隶的规矩法度，而追求形体美的进一步发展，汉末、三国时期，汉的书写逐渐变波、磔而为撇、捺、且有了“侧”（点）、“掠”（长撇）、“啄”（短撇）、“提”（直钩）等比划，使结构上更趋严整。如“武威医简”、“居延汉简”等。楷书的特点在于规矩整齐，所以称为楷法，一直沿用至今。中国楷书的发展史分为四个时期：即楷书的萌芽期--两汉，楷书发展期--魏、晋、南北朝，楷书繁荣期--隋、唐、五代，楷书守成期--宋、元、明、清。楷体书法最为著名的四大家是：唐代欧阳询（欧体）、唐代颜真卿（颜体）、唐代柳公权（柳体）、元代赵孟俯（赵体）。

图D142为“宣示表”，三国魏钟繇所作，真迹不传于世，刻本见“淳化阁帖”、“大观帖”，传为王羲之所临摹刻。钟繇（公元151年-公元230年），字符常，河南长葛人，官至太傅，故世称“钟太傅”。其书法出于曹喜、蔡邕、刘德升，博采众长而自成一家，精隶、楷。其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这贴“宣示表”点画遒劲朴茂，结体宽博德趋于扁方，章法自然疏朗，后世诸多书家如王羲之、王献之、赵子昂、文征明、黄道周的小楷都从此帖汲取营养。“宣示表”的点画形态还对唐代楷书的成熟起到很大的影响，故后人评论“宣示表”可称作“楷书艺术的鼻祖”。

图D143为“张猛龙碑”，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立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公元522年），现存山东曲阜孔庙中。碑文刻楷书26行，每行46字，记颂了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办学校功绩，碑阴刻有立碑人官职及姓名。南北朝时期隶楷正经历错变的蜕化过程，以此碑为代表的典型魏碑作为隶书向楷书演变的过渡体，在笔势上保留了隶书向左右开张之意，在点画形态上继承并发展了方笔汉碑的方角特征，体态更雄壮，造型更优美。清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张猛龙”为正体变态之宗”。在北魏刻石中，“张猛龙碑”向被世人誉为“魏碑第一”。

图D144为“九成宫醴泉铭”，唐代碑刻，公元632年镌立于麟游（今属陕西），由魏征撰文，欧阳询正书，记述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醴泉之事，碑文共24行，每行49字，碑额有阳文篆书“九成宫醴泉铭”六字。欧阳询（公元557年-公元641年），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名，为“初唐四大书法家”。他的书法成就以楷书为最，笔力险劲，结构独异，后人称为“欧体”。“九成宫醴泉铭”是他的楷书代表之作，线条点画瘦硬劲健，结体寓险峻于平正之中，规矩中见飘逸，法度森严，雅俗共赏，后人称此碑为“天下楷书第一”。

图D145为“雁塔圣教序”，亦称“慈恩寺圣教序”，共二石，均在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前石为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由唐太宗李世民撰文，褚遂良书，共21行，每行42字。后石为记，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由唐高宗李治撰文，褚遂良书，共20行，每行40字。褚遂良（公元596年-658年），字登善，唐初大臣，祖籍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州），官至通直散骑常侍。褚遂良博通文史，后迁起居郎，精于书法，以善书由魏征推荐给唐太宗，受到赏识，为“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雁塔圣教序”字体清丽刚劲，笔法灵秀果敢，虽是楷书，却时时透露出行草书的畅达、飘逸之势，线条笔画看似纤瘦，实则劲挺坚实，后人评其“为有唐各碑之冠”。

图D146为“颜勤礼碑”，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立，是颜真卿为其曾祖颜勤礼所书的神道碑，四面刻字，现存两面及一侧。碑阳19行，碑阴20行，每行各38字，碑侧5行，每行37字，左侧碑文在北宋时已被磨去。1922年10月在西安出土，现存西安碑林，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初拓本。颜真卿（公元709-785年），字清臣，别号应方，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曾官为平原太守，至太子少师，封鲁郡公。“颜勤礼碑”通篇气势磅礴，端庄伟岸，用笔苍劲有力，结字开张，线条笔画位置经营，粗细对比得当，有开通疏朗之势，充分表明此时楷书艺术已完全脱离隶书遗迹，自成体系，进入完全成熟时期。

图D147为“玄秘塔碑”，全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由唐裴休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立于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十二月，现存陕西西安碑林，楷书28行，每行54字。柳公权（公元778-865年），字诚悬，号松雪道人，京北华原（今陕西耀县）人，24岁考中进士，官至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他是颜真卿书法的后继者，范仲淹以“颜筋柳骨”评论他们的书法特点。“玄秘塔碑”笔法锐利矫健，刚劲遒媚，结字瘦长坚密，大小颇有错落，至今仍为世人学习书法的首选范本。

图D148-D153：行书6枚/2010-11/（D41）

行书是在隶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源的，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行”是“行走”的意思，因此它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像楷书那样端正。实质上它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是介于楷、草间的一种书体。写得比较放纵流动，近于草书的称行草，写得比较端正平稳，近于楷书的称行楷。它的特点是运用了一定草法，部分地简化了楷书的笔画，改变了楷书笔形，草化了楷书的结构。总之它比楷书流动、率意、潇洒，又比草书易认好写。行书在汉末是伴随着楷书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书体，在当时，没有普遍地应用。直至晋朝王羲之的出现，才使之盛行起来。行书的结构特点是大小相兼、收放结合、疏密得体、浓淡相融。行书代表作中最著名的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前人以“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形容其字雄强俊秀，赞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唐代颜真卿所书“祭侄稿”，写得劲挺奔放，古人评之为“天下第二行书”；而宋代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则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

图D148为“兰亭序(局部)”，画面选取“神龙本”原文：“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

图D149为“兰亭序(局部)”，画面选取“神龙本”原文：“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兰亭序”通篇28行，324字，有复重者，皆变化不一，精美绝伦，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点画注重提按顿挫，精到而多变，同一点画，写法多样，无法而有法，能寓刚健于优美；结构强调欹正开合，生动而多姿，同一字形，绝不重复，能尽字之真态，寓欹侧于平正；章法疏密有致，自然天成。总览全篇，行笔不激不厉，挥洒自如，收放有度，点画从容而神气内敛，自始至终流露着一种从容不迫，潇洒俊逸的气度，给人以高雅，清新，华美，蕴藉的艺术感受，从形质到神韵均成为后人学习行书的典范。“兰亭序”书文并美，表现了晋人特有的超然玄远的深情与风采，这种深情与风采为晋人所独有，为后人称慕与景仰。唐太宗对《兰亭序》爱不忍释，临死时命人用它来殉葬，流传于世的《兰亭序》有唐太宗命弘文馆拓书人冯承素等人做成副本，此卷原题为“唐摹兰亭”，因卷上有唐中宗神龙年号小印，故称为《兰亭神龙本》，此本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图D150为“黄州寒食诗(局部)”，画面选取原文：“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

图D151为“黄州寒食诗(局部)”，画面选取原文：“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右黄州寒食二首”

“黄州寒食诗”纸本，17行，共129字，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是中国行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作品。此作为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轼被贬黄州后写下的两首诗稿，原帖为纸本，纵34.2厘米，横189厘米。“黄州寒食诗”行书起笔，从规整的字形、笔迹逐渐变化成笔随意到，心手合一的境界，流露出苏体字豪放不羁的个性与作者洒脱俊逸的才华。通篇书法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D152为“祭侄文稿(局部)”，画面选取原文：“维干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从父涂去）叔银青光禄（脱大字）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阳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曰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方凭积善涂去）每慰人心方期戬谷何图逆贼开衅称兵犯顺尔父竭诚（□制涂去改被胁再涂去）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恐涂去）俾尔传言尔既”

图D153为“祭侄文稿(局部)”，画面选取原文：“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拥众不救涂去）贼臣不（拥涂去）救孤城围逼父（擒涂去）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乎哀哉吾承天泽移牧河关（河东近涂去）泉明（尔之涂去）比者再陷常山（提涂去）携尔首榇及兹同还（亦自常山涂去）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方俟远日（涂去二字不辨）卜（再涂去一字不可辨）尔幽宅（抚涂去）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

“祭侄文稿”书于唐干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原稿为麻纸本，纵28.8厘米，横75.5厘米，计25行234字（涂34字），是颜真卿为追念侄子季明所自撰的一篇祭文，他的侄子季明为叛军安禄山所残杀。这件作品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由于心情极度悲愤，情绪已难以平静，错桀之处增多，时有涂抹，但正因为如此，此幅字写得凝重峻涩而又神采飞动，笔势圆润雄奇，姿态横生，纯以神写，得自然之妙。书卷通篇气势非凡，书者满怀悲愤，以沉雄伟健的笔力，恢弘博朗的气度，运笔挥洒，一泻到底，沉痛悲切之情溢于字里行间，血性之人见者莫不动容。元代张敬晏题跋云：“以为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楷端，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元代鲜于枢评此帖为“天下第二行书”。在此帖真迹中，所有的渴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能让人看出行笔的过程和笔锋变换之妙，对于学习行草书有很大的益处。颜真卿忠厚笃定，楷书功力尤深，在此基础上所写行书，从内容乃至形式境界极高，由此而另创一代新风，对中国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D154-D157：草书4枚/2011-6/（D42）

草书，汉字的一种书体,特性是构造简省、笔画连绵。构成于汉代，是为书写烦琐在隶书根底演出变出来的，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草书名家有王羲之、张旭、怀素、黄庭坚、宋克、徐渭、傅山等。今草的呈现，使汉字在书写上发作了极大的变化，它所追求的是凭籍书写人自己的感情、意绪，率意挥洒，发明形体连绵、郁勃淋漓的“写意画”。

图D154为“平复帖”，画面选取释文为:“彦先羸瘵 ，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唯男，幸为复失前忧耳。吴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量之迈前，势所恒有，宜□称之。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平复帖”，西晋陆机（公元261年-303年）书，纸本，手卷，纵 23.7厘米，横20.6厘米，书写年代距今已有1700余年，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是现存最早的传世墨迹。内容是写给友人的一个信札，其中有病体“恐难平复”字样，故名。字为章草，但无挑波，和淳化阁所收卫瓘“顿首州民贴”体段相近，大约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实用书体。它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笔意婉转，风格平淡质朴，其字体为草隶书，笔法质朴老健，笔画盘丝屈铁，结体茂密自然，富有天趣，在现在见到的同时期及其以前的墨迹中是很突出的，故今人启功先生曾有诗说：“十年遍校流沙简，平复无惭署墨皇。”“平复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对研究文学和书法变迁都有参考价值。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图D155为“初月帖”，画面选取释文为：“初月十二日山阴羲之报，近欲遣此书，济行无人，不办遣信。昨至此，且得去月十六日书，虽远为慰。过嘱卿佳不？吾诸患殊劣殊劣，方陟道忧悴，力不具，羲之报。”“初月帖”为东晋王羲之作品，此帖用笔、结字和章法都有章草的特点，传世法帖为唐摹本，唐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武则天命人临摹，集于《万岁通天帖》中第二帖，纸本，草书，尺牍一则，凡8行62字。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图D156为“古诗四帖”，画面选取释文为：“飖入倒景，出没上烟霞。春泉下玉溜，青鸟向金华。汉帝看桃核，齐侯问枣花。上元应送酒”。“古诗四帖”墨迹本，五色笺，狂草书，纵28.8厘米，横192.3厘米，共40行、188字。无款，明董其昌定为张旭书。录文为四首诗赋，前两首分别是南北朝庾信的《道士步虚词》之六和之八，后两首是南朝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岩下见一老翁四五少年赞》。原文如下: “东明九芝盖，北烛五云车。飘飖入倒景，出没上烟霞。春泉下玉溜，青鸟向金华。汉帝看桃核，齐侯问枣花。上元应送酒，来向蔡经家。”、“北阙临玄水，南宫生绛云。龙泥印玉策，大火炼真文。上元风雨散，中天歌吹分。灵驾千寻上，空香万里闻。”、“淑质非不丽，难以之百年。储宫非不贵，岂若登云天。王子爱清净，区中实骅嚣。喧既见浮丘公，与尔共纷翻。”、“衡山采药人，路迷粮亦绝。过息岩下坐，正见相对说。一老四五少，仙隐不可别。其书非世教，其人必贤哲。”。“古诗四帖”通篇笔画丰满，绝无纤弱浮滑之笔，行文跌宕起伏，动静交错，满纸如云烟缭绕，实乃草书巅峰之篇，这幅作品是唐代大书法家张旭（公元714—756年）草书的传世孤本。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图D157为“自叙帖”，画面选取释文为：“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然恨未能远睹”。“自叙帖”是唐书法僧怀素草书，被誉为“中华第一草书”，也是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一。纸本，纵28.3厘米，横775厘米，共126行、698字，书于唐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作品原文释文:“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然恨未能远睹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错综其事。遗编绝简，往往遇之，豁然心胸，略无疑滞。鱼笺绢素，多所尘点，士大夫不以为怪焉。颜刑部，书家者流，精极笔法，水镜之辨，许在末行。又以尚书司勋郎卢象、小宗伯张正言，曾为歌诗，故叙之曰：“开士怀素，僧中之英，气概通疏，性灵豁畅。精心草圣，积有岁时，江岭之间，其名大着。故吏部侍郎韦公陟，睹其笔力，勖以有成。今礼部侍郎张公谓，赏其不羁，引以游处。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赞之，动盈卷轴。夫草稿之作，起于汉代，杜度、崔瑗，始以妙闻。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献兹降，虞陆相承，口诀手授。以至于吴郡张旭长史，虽姿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模楷精法详，特为真正。真卿早岁常接游居，屡蒙激昂，教以笔法。资质劣弱，又婴物务，不能恳习，迄以无成。追思一言，何可复得。忽见师作，纵横不群，迅疾骇人，若还旧观。向使师得亲承善诱，函挹规模，则入室之宾，舍子奚适。嗟叹不足，聊书此以冠诸篇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D158-D160：国际档案周3枚/J51/1979.11.26/（D43）

图D158为“中央档案馆”，主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档案馆的外景，建于1959年，是保管党和国家重要档案和文件的处所。图案采用了水彩画的表现手法，描绘了这座国家档案馆的雄姿。画面采取仰视的透视角度，把中央档案馆的主楼刻划得更加高大，主楼前是青翠碧绿的草坪，背景为蓝天和周恩来为档案馆题写的馆名，字取红色，在蓝天的映衬下十分醒目。

图D159为“皇史宬 金匮”，图案是皇史緀里珍藏的“金匮”，匮，意指匣子，是古代皇帝用于收藏绝密文件和档案的工具。

图D160为“皇史宬正殿—石室”，“皇史宬”是专藏帝王的手迹、实录和秘典的地方，也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档案馆之一，始建于明朝嘉靖十三年，位于北京南池子，解放后按原状进行了修缮。图案是皇史緀全景，这是一座单檐歇山顶建筑，屋顶上覆盖着金碧辉煌的琉璃瓦，四周是厚实坚固的墙壁，下面是围着汉白玉栏杆的石阶和基座，整个建筑显得富丽庄严、坚实稳固，展现了昔日皇家档案馆的风采。

图D161-D164：中国古代档案珍藏4枚/1996-23/（D44）

我国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人类文明的世界古国之一，档案事业亦起源很早，殷商盘庚时代，就已设立了由国家管理的档案库，珍重地保藏了一些具史料价值的甲骨卜辞，以供执政者处理国家大事参考之用，春秋末期至魏晋时代，“档案”一词已经出现，当时的边关文字多写在木牍上，往来传递，这种“木牍”叫牌子，积累多了就用皮条串起来挂在墙上，叫“档子”，档子贮存年久者便叫“档案”。为祝贺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于1996年9在北京召开，中国邮政发行了“中国古代档案珍藏”特种邮票。

图D161为“甲骨档案·商代龟甲”，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因而当时刻在龟甲上的人类活动记录便成了最早的档案资料，龟甲除刻有占卜活动的卜辞外，还有记录刻辞和表谱刻辞，是当时的政事记录和商代王家的重要档案。邮票画面上的这块龟甲，是1991年10月从河南安阳花园村东的殷墟出土的一块完整的商代后期的刻辞卜甲，编号为“91花东H3．52”，卜甲长19厘米，宽11．5厘米，上面刻有54个字，内容是卜问一位地位很高的贵族外出打猎，能否遇到野猪、鹿等动物，以及能否将它们猎获。这块卜甲出土的窖穴长2米，宽1米，共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刻辞甲骨579片，特别珍贵的是这批甲骨以大版的卜甲为主，完整的有字卜甲近300版，这是自1899年、1936年和1973年以来，殷墟甲骨文的第四次重大发现，画面背景为另一块殷墟出土的刻辞卜甲(《殷墟文字甲编》3918号)，使图案更具阴冷神秘的时代特征。

图D162为“简牍档案·汉代木牍”，在中国古代纸张出现以前，竹木曾作为一种公私文书的载体，成为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称作简牍。1993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汉墓出土了一批木牍和竹简，其中六号墓中出土的“集簿”等10余方木牍和“东海郡属吏行视日记”等70余支竹简，上面详细记载了东海郡的上级、行政建制、吏员设置、任命、升迁、考勤、巡行视察等情况，是迄今已发现的我国最早和较为完整的一份郡级行政单位文书档案。邮票画面上的木牍长23厘米，宽7厘米，出土于6号墓，根据内容暂定名为“占取(娶)妇嫁女、问行者、问墼者、问病者、问亡者等的术数图局”，画面背景为一块同样大小的木牍，作了局部放大，它的正、反两面均用恭谨的隶体墨书竖写，共4000多字，暂定名为“太守·都尉府暨县、邑、候国吏员集簿”，图案色彩与龟甲不同，呈现出一种木质的暖和的感觉。

图D163为“金石档案·明代铁券”，铁券为铁制契券，示坚固永久之意，是封建帝王用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手段之一，最早的铁券是汉高祖刘邦与功臣定誓用的丹书铁券，到了隋唐时已相当盛行，明代铁券是我国铁券的重要组成部分。80年代中期，青海省档案局在出资从西宁郊区征集进馆一件明代铁券，该铁券长37．5厘米，宽21．2厘米，厚2厘米左右，重1300克，正面206字，反面11字，共217字，均为颜体，金锉方法，字清基本完整无损，是明英宗朱祁镇于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三月十八日，赐给军功卓著的高阳伯李文的，写有食禄一千石和免本人死罪一次的待遇，李文的祖父在明洪武初年因军功被授予西宁州同知，后又升任西宁卫指挥佥事，李文的后代为清代的土司，现今在青海省民和县、大通县、西宁市均有其后裔，现存的民和县、大通县景阳乡两本李氏家谱中对这件铁券均有记载。该铁券是我国档案界保存很少的铁券之一，1991年曾将它的复制件运往加拿大展览，在国际上引起轰动。

图D164为“纸质档案·清代国书”，国书为各国元首之间为派驻大使或遣使访问、相互往来的正式文书。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列强的入侵，清代紧锁的国门被强行打开，近代外交的出现诞生了清朝国书。邮票画面上展示的这件清代国书，系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八月，光绪皇帝派载泽等3人赴比利时考察政治，向比利时国君递送的国书。该国书系满、汉文合璧、纸质，长220厘米，宽235厘米，折叠式，黄色墨书，外加龙纹彩边，封底、封面系金丝和绒线绣制的真龙形象，国书置于黄缎函套之中，函封上端书满、汉文字“大清国国书”，函套之外，加以红面黄底锦匣，装璜极为精致。该国书的内容首先是光绪皇帝向比利时国君问好，讲述两国友谊；接着介绍镇国公载泽、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商部右丞绍英赴比国考求政治，以便清政府研究采用；最后希望比君“推诚优待”。国书末的时间为“大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九日”，并加盖满、汉文合璧的“皇帝之宝”印玺。此件国书本应由载泽等到比利时后向比君亲自递送，但事有骤变：当年八月二十七日，正当载泽等从北京东车站登车启程之际，忽遭革命党人吴樾投掷炸弹，数人受轻伤，载泽等无恙，于是遂中止出发，故而此件国书留下未发，以后一直存放宫中，现收藏在北京故宫西华门内北侧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编号为“宫中档·外事往来478”。

图D165-D168：中国书籍4枚/台专300/1992.11.7/（D46）

我国造纸及印刷术的发明，对于文化的纪录与传播获致突破性的发展，对世界文明贡献至巨，而历代流传下来的书籍为思想与知识的结晶，而且其纸质、印刷及装订均极精致，足堪傲视于世。为配合1992年第3届台北国际书展，我国台湾邮政部门选用国立中央图书馆珍藏之善本古书：卷轴、经折装、蝴蝶装及线装等四种为题材发行邮票。

图D165为“卷轴”，卷轴是六朝隋唐书籍的主要形式，按文章的长短，将纸粘成长幅，由右向左一行一行地写，写了卷起来就由左向右卷，左端安一根比纸稍长的细木棍或竹棍，这就是轴。帝王豪富的书轴非常考究，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场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纷琉璃轴，下品漆轴。”其奢侈之情可以想见。这里也看出，就是图书装演，也深深地打上了封建地主阶级等级观念的烙印。

图D166为“经折装”，经折装是在卷轴装的形式上改造而来的。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对阅读书籍的需求增多，卷轴装的许多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求，如果看阅卷轴装书籍的中后部分时也要从头打开，看完后还要再卷起，十分麻烦，经折装的出现大大方便了阅读，也便于取放。具体做法是将一幅长卷沿着文字版面的间隔中间，一反一正的折叠起来，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在首末两页上分别粘贴硬纸板或木板，它的装帧形式与卷轴装已经有很大的区别，形状和今天的书籍非常相似。在书画、碑帖等装裱方面一直沿用到今天。

图D167为“蝴蝶装”，简称”蝶装”，又称”粘页”，是早期的册页装，出现在经折装之后，由经折装演化而来。蝴蝶装大约出现在唐代后期，盛行于宋朝，是把书页依照中缝，将印有文字的一面朝里、对折起来，再以中缝为准，将全书各页对齐，用浆糊粘附在另一包装纸上，最后裁齐成册的装订形式。用”蝴蝶装”装订成册的书籍，翻阅起来如蝴蝶两翼翻飞、飘舞，故名之为”蝴蝶装”。

图D168为“线装”，书籍装订的方法之一，其明显特征是装订的书线露在书外。线装是我国的传统装订法，和引进国外的“洋装”书籍相对而言，装订时将印页依中缝折正，使书口对齐，书前后加封面、打眼穿线即成，线装书只宜用软封面，且每册不宜太厚，所以一部线装书往往分为数册、数十册，于是人们把每数册外加一书函（用硬纸加布面作的书套），或用上下两块木板以线绳捆之，以利保护图书。线装书盛行于明代万历年以后，是由蝴蝶装和包背装发展而来的。

图D169-D170：图书艺术中国匈牙利联合发行2枚/2003-19/（D47）

图D169为“宋刻本周礼”，画面主图为打开的宋刻本《周礼》，背景为天一阁藏书楼。《周礼》一书是用儒家思想写成的有关奴隶社会官制的典籍，全书包括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六篇，成为古代儒家经典之一，为汉代郑玄注，唐代陆德明释文，为孤本，系南宋福建建阳书坊所刻，刻印细腻，装潢精美。书上钤有收藏印多方，如：“纬箫草堂书记”，“张敦仁读过，”“江者江氏孝子祠收藏印信”，“汪喜荀印”等。《周礼》上图下文，以文释图，图文并茂。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阳刻书，历史悠久，萌芽于五代，繁荣于两宋，延续至明末清初。南宋时，建阳是蜀、浙、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其最大特点就是效法柳公权体，间架结构严谨，锋棱峻峭，瘦劲有力，并精心制作版画插图，使文字古奥难解的典籍得以通俗化。天一阁位于浙江宁波市区风光秀丽的月湖之畔，建于明朝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公元1561年－1566年），为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人藏书楼，现为亚洲最古老的民间藏书楼。后人赞道：“历年二百书无恙，天下储藏独此家。”现有藏书30余万卷，其中珍版善本8万余卷，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人物、风俗、民情等珍贵的历史资料，素有“南国书城”的美誉。

图D170为“匈牙利彩图编年史”，画面主图为打开的《匈牙利彩图编年史》，背景为匈牙利国立图书馆和《匈牙利彩图编年史》插图局部。《匈牙利彩图编年史》印制出版于1473年，是描述匈牙利安茹时代宫庭和制度的最重要的历史著作，记录了从潘诺尼匈奴的出现到1333年瓦拉几亚运动期间匈牙利人的历史。根据其前言的内容，本书的作者被学者确定为马克·德·卡尔特，他于1358年开始创作此书，书中包括39张图片，4幅风景装饰图案，98个人物和风景彩图及5个彩色字母。这些图案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匈牙利人的历史，其中包括不同的事件，阿德派和安茹家族的历史、家谱及王族的情况。文中的彩图参考了以前的编年史和宗教绘画中的图案，微缩画采用了中欧皇宫彩图的风格。该书是献给大路易国王的，无论从历史还是从艺术角度看，它都是匈牙利最有价值的作品。现藏于匈牙利塞切尼国家图书馆。

图D171-D172：国家图书馆2枚/2009-19/（D48）

国家图书馆前身是筹建于1909年9月9日（清宣统元年）的京师图书馆，1912年8月27日正式开馆接待读者，馆舍设在北京广化寺，1928年7月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文津楼落成，1951年6月12日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87年新馆落成，1998年12月12日更名为国家图书馆，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图书馆，居世界国家图书馆第三位。国家图书馆馆藏宏富，古今中外，集精撷萃。截至目前，馆藏文献已达3119万册，可上溯到700多年前的南宋皇家缉熙殿藏书，最早的典藏可以远溯到3000多年前的殷墟甲骨。2009年9月9日，为纪念中国国家图书馆建馆100周年，国家邮政局发行了《国家图书馆》特种邮票。

图D171为“古籍馆”，主图为古籍馆主楼“文津楼”外景，背景为《永乐大典》和“敦煌遗书”中的文字。文津楼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主楼，坐落于北海公园西侧的文津街7号，建成于1931年，耗费皆来自退还的庚子赔款，占地面积76亩，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红墙绿瓦、雕梁画栋的建筑外观是华丽的中国传统宫殿式结构，内部设施则全部为当时最先进的西式设备，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并因其在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发展历史上的特殊地位而享有盛誉，其中尤以“四大专藏”即“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和“文津阁四库全书”最受瞩目。

图D172为“总馆北区”，主图为总馆北区馆外景，背景为《四库全书》和“赵城金藏”中的文字。总馆北区为国图二期工程和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集现代化和智能化于一身，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3号，总建筑面积近8万平方米，工程分为地下三层和地上五层，内部没有阅览室，全部是开放式阅读空间，读者座位2700余个，日均接待读者能力6000至8000人次。本套邮票蕴含了人文与历史、建筑与文化，充分体现了国家图书馆百年来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变迁，将国家图书馆标志性建筑和特色专藏的完美结合，展示了国家图书馆的过去和未来；展现了国家图书馆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